新华网：院士连线：如何破解一粒种子的“卡脖”之痛？

　　种子是现代农业的“芯片”，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“源头”。2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，种业被提到如此高度，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我国是农业大国，总体而言，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有保障，风险可控，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，比如玉米、马铃薯、个别蔬菜品种依赖“洋种子”，一些领域育种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，存在“卡脖子”风险。那么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攻关农业“芯片”，这背后有怎样的深远考量？中国又将如何突破种业领域的软肋？对此，思客连线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培松。

　　一粒种子有多重要？

　　胡培松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打种业翻身仗，我想这是非常及时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，不能受制于人，种子是农业的“芯片”，它在生产上的贡献率目前已经达到45%-50%左右，这个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。在农业所有的生产资料里面，种子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。

　　▲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泊头市西辛店乡大付村的麦田里作业。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

　　高端蔬菜种源是否被“洋种子”抢占？

　　胡培松：在蔬菜瓜果这一领域，“洋种子”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问题。当前高质量高品质的蔬菜瓜果种子，有些来自于国外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。 

　　从成本来看，国产蔬菜种子跟国外的高端产品尚有差距，我想一个原因是蔬菜瓜果领域的实际投入不足，重视不够。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们是“以粮为纲”，种植粮食多一点。老百姓的饮食结构也是吃主食比较多，蔬菜瓜果属于非必需品，是可替代的。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老百姓的观念和饮食结构也在转变，我想在我们蔬菜园艺科学家的科研攻关下，蔬菜瓜果育种应该也很快会像水稻一样取得好成绩。

　　水稻育种对其他依赖进口的种源技术攻关有何借鉴经验？

　　胡培松：水稻育种研究经历了三次突破，一是矮杆育种，二是杂交水稻育种，最后是超级稻的开发。第一，这三次突破都是种质资源突破性的挖掘与利用。比如矮杆育种就用了一个矮杆、半矮杆基因，杂交水稻利用了细胞质雄性不育基因，超级稻育种建立了理想株型与杂种优势相结合技术路线。因此对育种技术而言，对种质的挖掘特别重要，水稻育种三次突破都基于此。

　▲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的农民在收割水稻。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

　　第二，水稻育种几次的突破都是在类似于“两弹一星”那样的国家科技大协作背景下实现的。水稻育种技术虽然目前我们在某些方面领先，但并不是全面领先。因此我还是想强调，对种源技术攻关，科研大协作的力量不容忽视。

　　科研生产“两张皮”怎样粘起来？

　　胡培松：水稻育种领域里有杂交稻，还有常规稻。因为杂交稻的经济效益可观，所以这块产业化程度比较高，科研生产结合得比较紧密。

　　▲ 2020年9月22日，中国农民丰收节，黑龙江省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开镰仪式现场。图片来源：瞭望。

　　然而在常规稻这一块，我们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视。我认为可以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入手，强化科研生产的紧密结合。去年12月，国家水稻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正式签约，试点推进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制度，也就是说如果要使用对方的科研成果，是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。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后，我们才能更好地把科研生产紧密结合起来。

　　解决“卡脖”之痛，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？

　　胡培松：第一，找到潜在的关键问题才能解决“卡脖子”的难题。比如水稻方面，尽管很多技术是国际领先的，但是原创性的成果仍然相对不足，比如目前最热门的基因编辑技术，涉及到多项专利，但我们并没有核心专利。

　　▲2015年6月4日，山东省滕州市东沙河镇小宫山村村民在展示新收的“济麦22”麦粒。新华社记者 冯杰 摄

      第二，基础研究跟应用研究有些脱节，做基因和做育种之间缺乏一个连接的桥梁。
目前我国保存种质资源总量突破52万份，那么多的种质资源，我们怎么样把它们用起来？这个是关键。如何从中挖掘一些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基因，精准地鉴定出来，这方面工作需要加强。
一些前沿性的技术，包括刚才提到的基因编辑技术，全基因组选择，这块我们要发力，否则的话我们就落后了，就受制于人了，这是真正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
      第三，在种业领域的研究要真正做到上、中、下游联调联动，常规技术如何跟现在这些技术有机结合起来，这一块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。我想如果从这三方面发力，不远的将来，我们种业的翻身仗，是可以期待的。